通讯员（王钰昕 陈孜之 陈仁凤 陶悦）4月1日晚，学术校庆“名家论坛”系列学术报告会于我校文泰楼模拟法庭（二）开讲。本次讲座以“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程序法制的建构”为主题。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卫平教授担任主讲人，我院袁中华副教授担任主持人。
首先，张卫平教授对选择“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程序法制的建构”这一宏观、抽象的议题作为此次讲座主题的理由作出了解释。张老师指出学界对于程序法制建设存在误识，现有的认识比较超前，存在急躁的情绪。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现在程序法制建设比较落后，以2015年出台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为例，其条文多达552条，看似内容与体系完备，但与西方法制建设的要求相比远远不够。究其原因，则需回归到社会历史、社会意识以及治理规则的层面进行分析。
中国现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并不均衡，现阶段的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其体现在社会与法制价值层面就是对效率的追求，而且它优先于公平。这与西方社会发展所强调的个体平等价值是有所差别的。因为如果我们需要照顾某些规则下的个体利益，那么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的整体效率。与西方法治注重的权利本位和个人本位相比，我们践行的理念是国家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理念，这一点可从社会发展的进程以及我国的历史传统中得到印证。程序的设置旨在制约权力、吸收不满以及保障权利，其往往会影响效率。在程序与效率之间，必然要有所取舍。在思维方式上，我们5000多年的历史衍生出的主流思维是伦理思维，其后在长期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形成了政治思维，改革开放之后又发展出法治思维。即使是现在，依然是伦理思维和政治思维占据主导地位，法治程序思维更没有形成主流。这与上述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有关。
在法的构成上，我国的法的界限更为模糊与宽泛，政策也被包含在内。相比于法的规范严谨，政策更具有灵活性，且往往具有政治关联性。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法的制定却具有一定滞后性，因而需要依靠可变动性的政策来进行调整。然而，程序法制讲究程序刚性，更为严格地要求“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这与灵活易变的政治因素、法治政策产生了对立，在二者的交锋中程序法制最终又不得不让位于政策。但是，政策的变动性太强，影响了人们对于行为与结果的合理预测以及社会规则的稳定性，而程序恰好能保障这种稳定性。故而说，当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时，其对于程序的需求就会提升，程序法制也会显得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