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与欠缺——论“诉讼时效”的进步和不足

发布者:法学院新闻中心发布时间:2018-06-06浏览次数:10

    通讯员(吴俊瑶 杨蕾 杨雅淳 麦晓晴 李文婷 汪利)62日晚,以《民法总则》第九章诉讼时效的进步与不足为主题的讲座在文治楼六楼会议室举行。此次讲座由武汉大学法学院杨巍副教授主讲,我院陆剑副教授、袁中华副教授担任评议人,张家勇教授为主持人。我院李俊老师出席此次讲座,众多学子到场聆听。



    杨巍副教授围绕《民法总则》中有关诉讼时效制度的相关规定,结合自身观点,从进步与不足两个方面展开了论述。

    杨巍副教授首先从进步的方面进行阐述。在谈到有关“抗辩权发生主义”与“职权禁用规则”的问题,他指出,在世界范围内针对这个问题有三种立法模式,分别是:规定“抗辩权发生主义”但不规定“职权禁用主义”;规定“职权禁用主义”但不规定“抗辩权发生主义”;“抗辩权发生主义”和“职权主义”二者都加以规定。我国采取了第三种模式,与以往相比较有很大的进步。随后,杨巍副教授从时效计算规则和新增规定的方面具体分析了诉讼时效制度的进步点之所在。他通过展示比较《民法通则》与《民法总则》关于起算、中止、中断的不同规定,详细介绍了现行制度的优势,如: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案件的起算上的特殊规定在中断层面上由“中断之时重新计算”改为“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对于这些改变,杨巍副教授表达了高度的赞同意见。同时,他提出“我国请求权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权利的救济”的观点,并针对未成年满十八周岁后是否能真正维权的争议提出质疑。



    紧接着,杨巍副教授从四个方面探讨《民法总则》中诉讼时效制度的不足。首先,他列举了《德国民法典》和东亚临近法域的相关规定,并将其与我国第188条第1款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相比较,认为我国现有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较短,且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最终会导致法律无法有效地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其次,他认为由于中止、中断事由均设有兜底条款,为保护诉讼时效制度确定性,第188条第2款第3句延长规则应予废除;之后,他表达了自己对第196条和197条规定的看法,其认为结合各国法规,基于身份关系的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是不合理的,并指出了第196条规定中的“列举式”方法未体现重要性标准的弊端;最后,杨巍副教授指出,《民法总则》遗漏了一些重要规则,仍然还不是十分完善,并对其背后原因进行了分析。



    主讲环节结束后,陆剑老师、袁中华老师分别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角度展开了精彩的评议,张家勇老师也从诉讼时效制度价值以及法律规定体系性理解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场学术氛围浓厚,老师们就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度探讨。



      讲座最后,同学结合实际案例向主讲人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杨巍副教授对其提出的问题给予了赞赏,结合自己的观点与实际案例给出了答复。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