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吴俊瑶 陈斯悦 麦晓晴 杨一伟 汪利 王雪如 周楚琦)11月24日，以“注释律学中的‘六杀’与‘七杀’”为主题的讲座在我校法律文化研究院沈家本堂举行。本次讲座由吉林大学法学院刘晓林教授担任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徐立志教授，西北政法大学陈玺教授担任与谈人，主持人为我院春杨教授。我校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长陈景良教授出席现场，众多法科学子到场谛听。
讲座伊始，刘晓林教授梳理了“六杀”与“七杀”的缘起，并将这两者归纳为一种类型化、概括性的表达。而后，刘晓林教授从问题出发，对“六杀”与“七杀”做了更深入的分析。
刘教授指出，关于“六杀”与“七杀”的概括可见于宋代以后的大量律学著作与官藏书中，如《刑统赋解》、《吏学指南》等。而当代学者在总结传统立法与律学成就时，沿用了此种概括。此外，大量中国法制史教材，都在讲述唐代刑事法律制度相关内容时，将“杀人罪”作为唐代刑事立法的主要罪名，并明确指出“六杀”乃是唐律立法所设。然而，“六杀”与“七杀”的表述并没有存在于具体的法典中，律学著作和辞书以及教材中却有提及，这就抛出了“六杀”和“七杀”性质为何的问题。由于在立法语言中，两种表述不可能同时出现，二说并存的现象只有在学理解释中才存在。于是，刘晓林教授又将之转化为了“六杀”与“七杀”何者包容性和概括性更强的问题。据此，刘晓林教授从三类来源中考察了两说的沿袭与发展。首先，刘教授从律学著作中的“六杀”与“七杀”出发，对《刑统赋解》、《刑统赋疏》等著作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考察。之后，他对现代辞书及法制史教材中的“六杀”与“七杀”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在分析过程中，他又对“六杀”与“七杀”的划分标准、内容及其分歧进行了细致的讲解。最后，刘教授对本次讲座做出了总结。他认为，六杀与七杀作为律学术语可以并存，但在学理解释中“七杀”之说更具有包容性。
评议环节，徐立志教授分享了自己在“六杀”“七杀”问题上的收获和对刘晓林教授后续研究的期望，陈玺教授则畅谈了唐律研究在现代法律研究中的意义和作用。
在提问阶段，在场同学提出了著作编写目的对“六杀”“七杀”表述的影响、清代斗杀法律认定相比前代的差异、古代法官断案的依据为律条或律学著作等问题，得到了刘教授的一一解答。伴随着陈景良教授的总结，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