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法学院新闻中心）2019年9月15日上午，洪范学术论坛第100期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文化研究院沈家本堂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的主题是“敕与律令制度：适法问题的探讨之二”，主讲人是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名誉教授高明士先生。本次讲座由福州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者讲座教授黄源盛先生主持，与谈人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长陈景良教授、本校法学院的李力教授与华中师范大学张达志副教授。本校学科办主任高利红教授、本校法学院的蒋楠楠、严新宇等诸位老师以及众多法科学子参加并聆听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高明士教授强调，在西晋至宋末的律令制度时代，诏敕的法律位阶是最高的，当律、令、格、式四者出现龃龉时往往最终以诏敕裁定。当具有立法指导作用的儒家礼典因年代久远而与时代发生不合之时，一般由律、令或诏敇以正之，尤以诏敕或格为最高位阶。此种修正机制虽具有机动性，可以应付变局之需要，但易破坏律令制度的稳定性。因此，在现实中，对于礼、律、令等，往往是依现实需要，采用妥当的一方而改变其他规范，并不能抽象地判定其主从关系。故礼、律、令三者的法律位阶实难以一言说清。
基于此判断，高教授进一步分析，在实施律令制度的大背景下，唐宋法律体系经历了一个从“律令格式”体系向“敕令格式”体系转变的过程。具体来说，唐玄宗以格后制敕行用之后，陆续出现了“刑律统类”、“编敕”等新体例。从唐朝后半期以后，具有永格的编敕凌驾于律、令、格、式之上。至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官方正式编纂、颁行敕、令、格、式，并定为常轨，可说已进入不同于唐型法制，而属于宋型法制的时期。高教授指出，中古时期所建立的律令制度，本为政治法制化树立一道曙光，惜因法制以诏敕具有至高超越性，以及局势动荡无法掌控，遂使理性的法制化逐渐消失，至明初，令典只剩编纂一卷而已，其后乃绝，原因在此。
最后，高教授总结道，从律令制度的演变看“唐宋变革”，除律以外，晋唐至宋代，其令、格、式已多非唐之旧。在宋代，从颁行编敕至敕令格式以及特别法等，几乎每一帝，甚至每一改元都有颁行法令，其繁密之程度，可谓史无前例，以致民不知所从。
基于此故，高教授对法制上的“唐宋变革”得出几点结论：第一，晋唐所建立的律令制度，目标是政治法制化，教化意义大于刑治，所以律文简约，令典系统化，具有稳定性与强制性，易于遵行。第二，隋唐律令制度中继承自魏周诸重要制度，无法应付唐朝后半期的变局。为应付战争与人口流动、工商业及城市兴起、武人势力增长等新变局，乃放弃本贯主义而采用现居主义，敕格节文遂成为权宜法制。第三，自唐朝后半期起经五代至宋，不断以敕格代行律令，固然得以发挥临时应变之功效，但因过于频繁颁行，条文繁密，因而使律令制度的稳定性被侵夺，尤其令典。第四，宋代法律颁行之数，虽是史上首位，但若论法家著作之书籍，宋不如唐。由此看来，宋代法学是衰微了，同时也使律令制度走向崩解，至明清，乃成为律例会典体系。
在交流阶段，陈景良教授提出，第一，自明人陈邦瞻至近人内藤湖南，“唐宋之变”早为前人所关注和阐发。而高先生仍能独出心裁，敏锐地指出“唐宋变革”的法制之维，学思缜密，令人敬佩；第二，高先生置身于历史进程当中，将“敕令格式”体系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紧扣史料，层层深入，此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方法，值得法史学者学习；第三，傅斯年先生有言，“就统绪相承以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宋代法家著作固然不如唐代多，但单以此而判定法学精神宋不如唐，似有可以商榷之处。
张达志副教授指出，陈寅恪先生曾经将王国维先生的学问称之为“续往哲之性命，遗来学以轨辙”（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这同样是高先生学术研究的真实写照。高先生的教育史、法制史研究，正是为中华民族赓续文化的慧命。他还提出，在研究“敕”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区分王言之敕与法律之敕。
李力教授认为，在学界对于“唐宋变革”的研究已趋于饱和的状况下，高先生仍能从中发现新的问题，这归功于他扎实的史料和文献功底。这种朴实的学风值得我们学习。
本校2019级法律史研究生王若尧提问到，法律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是一对永恒的矛盾，敕从增加法律灵活性的有力机制转变到致使以敕破律令局面，其原因是否与皇权专制程度有关。高教授回应道，对于法学上宋不如唐的判断，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以敕破律令局面的形成，不单是因为皇权逐步走向独裁化、圣君政治凌驾于律法政治之上，还与当时追求法律条文的简明、适时等因素有关。
最后，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来自春风悠且远法意咏而归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