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胡婷 王永胜 徐菁林 林怡暄）4月20日晚，我院民商法系李昊教授组织的“Global Law Perspective系列讲座第14讲”在文治楼615会议室顺利举行。德国科隆大学法学院民法、近代私法史和德国私法史教席教授Hans-Peter Haferkamp以“合同相对人抑或合同当事人?”为题举行了讲座。德国科隆大学法学院学术助理Michael Küppers，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德国科隆大学法学博士王立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德国科隆大学法学博士陈大创，复旦大学法学院讲师、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学博士汪倪杰，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特聘研究员、德国科隆大学法学博士孙文作为与谈人出席讲座，由德国科隆大学法学院博士生肖伟和我院讲师、德国科隆大学博士李金镂担任翻译，李昊教授担任主持人。法学院众多学子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会聆听。
Hans-Peter Haferkamp教授通过对教义学的反思引入合同当事人概念的变迁，他表示教义学是一种对民事权利的保护以及对国家恣意的一种隔绝，但其只存在于技术上，并不能挖掘其真正的价值，问题在于如何透过教义学的结构和逻辑，去探究教义学的价值所在。技术性的教义学的风险在于对价值判断能力减弱甚至丧失的强化，这也是德国当今法教义学最为诟病之处，也就是说教义学只关注什么是什么的问题，却难以回答为什么，以及其意义的问题，在此意义上私法史，作为一门必要的协同性学科，能够提供一种再语境化，即探究教义学背后的观念基础和历史语境，藉此，更深入了解教义学，规避教义学的风险。Hans-Peter Haferkamp教授指出，合同当事人的义务并不限于遵守法律或者合同要求，当事人必须去避免任何可能阻挠或者危及到合同履行的风险，缔约方的首要目标应当是保障合同目的实现，这种保障合同履行的义务在法律上的依据是《德国民法典》第241条第2款中所规定的“债之关系按其内容使任何一方当事人负有顾及他方的权利、法益和利益的义务”。Hans-Peter Haferkamp教授提到了德国法律交易中合同双方的关系由对手向伙伴转变的观念背景和历史语境，首先提到合同理念的实质化进程，其可以追溯到维亚科尔等学者在上世纪50，60年代所强调的形式的个人主义伦理向强调社会责任的实质伦理的转变，以及个人主义的经济社会向超个人主义的服务性的功能型社会结构的转变，其间涉及到早期自然法与欧洲共同法的伦理基础的回归，也涉及到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思潮的演化。但事实上，越往前追溯，可以发现，这一理念图景的转变更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共同体思想有莫大联系。在纳粹时期，合同履行的目标不再是个人意思表示和个人意志实现，而是实现社会功能和满足国家的利益追求，达到货物流通交换，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尤其是服务于战争经济，基于债务关系建立的信任会使得合同当事人达成精神合作，以便实现合同中共同设定之目标。Hans-Peter Haferkamp教授还提到了图依布纳从卢曼的系统论角度对合同忠实合作义务的阐释，以大型企业集团和国际公司为例，以及美国法律经济学，尤其是交易费用理论对合同理念转变的影响，他认为对于经济的考量是教义学不可忽略的一个重点，在教义学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很深的政治，经济关联，启示教义学研究不能仅仅围绕在技术层面。
在与谈环节中，各位与谈人纷纷讲述了自己对“合同相对人抑或合同当事人?”的思考并积极提问，现场学术氛围浓厚。
Michael Küppers首先作了题为“魏玛时期确保给付履行的附随义务”的报告，谈到1933年之前确保合同履行的附随义务就是基于意思表示所追求的一种利益实现，债务人不仅要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还要满足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至于该种确保合同履行附随义务的功能，追求的是合同内容的完整性，避免一些争议的发生。同时，也是为了平衡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争端中的利益。王立栋副教授针对雅各布斯教授提出的“卡纳里斯信赖责任思想受到了日耳曼团体法思想影响”的观点，提出了卡纳里斯的信赖责任是否与纳粹有关的疑惑。陈大创老师表示，当合同的外在目的被推至极端，或导致合同的私法基础被消灭，在法律适用或解释时，应当多大程度上限制合同外在目的之影响？
汪倪杰老师提出，德国法上的附随义务概念是为了解决形式主义继受罗马法的缺陷；附随义务与保护义务的伦理基础分别立足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我国《民法典》第509条存在立法规范和学说解释之间的割裂问题。孙文博士就合同在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经济制度中的功能向Hans-Peter Haferkamp教授提问，另外对于卢曼社会系统理论是否更适合解释近现代的私法，孙文博士也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对于以上提问，Hans-Peter Haferkamp教授一一给予回答。
最后，李昊教授对与会人员表示了感谢，并表示非常期待Hans-Peter Haferkamp教授将来能来武汉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