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30日上午，阿伯丁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派特森来我院开展“规制法的新发展”学术讲座。法学院张青波教授担任主持人，李修琼老师、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到场学习。
约翰·派特森教授以“不确定背景下的规制发展”（Developments in Regu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ncertainty）为主题展开分享。教授首先提出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规制以及如何进行规制，指出规制是为了改变我们想要控制事件流，其最基本的方法是命令和禁止，并以制裁为后盾。但是，当处于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命令和禁止难以确保行为以预期的方式发生。这是因为，立法者在立法时往往做出众多假设，然而假设是否合理，取决于监管所期望解决问题的难易与否。在简单的情境下，对规则的理解和执行是有效的，然而在复杂的情况下，对规则的理解和执行却存在问题，导致干预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对于这一问题，在第二部分中，约翰·派特森教授区分了危险和风险，并引入风险评估和管理的方式。危险是有可能造成伤害的事物，风险则是危险发生的可能性以及造成伤害的严重性。风险来自自然和人类活动，面对自然灾害我们或许无法降低可能性，但是可以尝试降低伤害的严重性；而面对人类技术开发、药品、金融市场等活动时，规制可以通过强制程序，首先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并在不良事件确实发生时减轻后果。
第三部分，约翰·派特森教授以银行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生动展现了在不确定背景下规制的必要性和困难性，进一步指出利用风险评估和管理工具以降低风险、最小化不良后果的重要性。第四部分，约翰·派特森教授认为，在风险可量化、数据存在、可以评估风险等一些情况下，规制将会有所帮助，但也有未能应用适当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工具的问题。通过收集和分析数据、了解事件和后果之间的关系、从经验中学习，可以将风险的可能性和严重性降到最低。决策的情境可以分为确定性决策、风险决策和无知性决策，不同决策对应不同的事件发生概率。在第三种情境下，如面对新的技术时，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撑来分配概率，如何进行规制？是尽快批准但会给社会带来不确定的风险，还是等待找寻充足的数据以确定因果关系但损害部分人的短期利益？在第五部分，约翰·派特森教授分享了源自德国法律的预防原则，即为了预防严重的、不可逆转的伤害，尽管缺乏数据和因果关系的科学确定性，也需要采取有成本效益的行动。并在第六部分提出有效性、合比例性、现实性、效益性、一致性、非歧视性等要素作为合理性标准。当然，对将决策情境分为三类的观点也有批评的声音，认为事实上只有一种情况。约翰·派特森教授认为尽管现实不像设计规制时的模型这样简单，但也可以通过一些理性的决策方式予以应对。
在交流环节，宪法学与行政法学2023级研究生晏桢向约翰·派特森教授提问：
①回顾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监管机构进入银行系统，影响其决策，但是在宏观层面或许制造了更大的危机。这是否是规制体现出公私法融合的证据？
约翰·派特森教授认为，尽管银行是私营部门运作的，属于私人秩序问题，但是银行的影响范围如此巨大，以至于当他们陷入困境时，会导致无数无辜的人受到负面影响。因而国家有责任使金融危机等经济问题的风险最小化。在资本主义的假设中，国家应当给私人和组织留下自由活动的空间，然而国家不会置身事外，需要平衡可能引发公共危机的事件。
②在欠缺具体科学数据支撑的情况下，监管者将如何把握具体规制目标、规制手段的运用？应当在什么时空范围内收集、计算、使用这些数据？被规制者会接受这些标准吗？
约翰·派特森教授认为，监管机构的确不是开发技术的人。新兴的技术产业需要新的规则，但此时缺乏足够的与新技术相关数据，因而需要合理的假设。在真的作出规制之前，需要观察这一技术运作的流程，收集大量的数据，形成相应的工作知识体系。事实上，为了追求技术的益处，尽管存在重大风险，但仍然会加速规制的过程。这对规制主体是巨大的挑战，需要关注创新，并尝试追赶。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案例分析、假设伤害、量化风险来证明规制是合理的。
张青波教授提问被规制的风险和预防性原则的关系是什么？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现代社会多元分化，而系统内部作为一种黑箱，如何从外部了解系统内部的运转？这意味着对系统的控制应当由系统本身作出，而不是由政府从外部规制。您认为有一种线性的因果链接，这将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约翰·派特森教授认为通过建构简单的线性因果模型，可以实现从发现问题、制定规则到应用于实践，但是因为社会的复杂性，需要更多的数据分析来尽量避免规制的失败。在系统论中，各系统创建自己的环境，相互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信息传递。但是，各个系统仍然存在客观的联系，如果谨慎地分析各个系统，或许可以找到共鸣。
李修琼老师认为，有时我们将将重点放在规制上，但是规制却未能重视自己的价值。应当收集更多的信息、找寻信息间的关联，从而制定合理的规则。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充分、公平的标准来收集样本。
约翰·派特森教授认为，收集数据的过程很重要，需要让政府内部的人员清楚地了解到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培养，但是这并不能形成真正行之有效的方案，需要科学的介入。通过政治和科学的对话，能够发现真正的问题，从而找寻解决路径。
在讲座的最后，约翰·派特森教授表示，越了解自己所参与的过程，就越认识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我们需要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关键作用——降低风险。
主持人张青波教授对此次讲座进行总结，认为约翰·派特森教授的讲座向我们展现了一种极赋启发性和创新性的风险监管方法并再次感谢约翰·派特森教授的到来。
审核人：张青波
